他的父亲，主政一方，曾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廉洁奉公，被誉为“人民青天”；

  而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三代”，可却屡遭多次检举，被揭发利用职务之便，并倚仗祖父、父亲之势，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他的“贪赃枉法”惊动了，明察暗访后，揭开了他背后真实的故事......他，就是李宏塔。

  在2005年6月份之前，就不断接到一封封举报信，内容大都是检举揭发李宏塔利用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职务之便，并倚仗其祖父是中国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其父是安徽省原、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之势，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

  极为重视，经主要负责人批示，未与安徽省有关部门打招呼，便派出调查组直接赴安徽进行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调查，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举报信中列举的事实，却被一件件感人的情节打动了。

  于是，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于2005年7月3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长篇通讯。

  文章以大量的事例和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了李宏塔作为李大钊第三代传人的光辉业绩。

  祖父是中国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父亲是安徽省委原、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出身于名门之后的第三代传人李宏塔是个怎样的人呢?

  倒不是希望所有坐小汽车的领导干部都骑自行车上下班，而是觉得李宏塔这样做难能可贵。

  可能有人觉得是打在了脸上，也可能就是因为有人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做秀”。

  李宏塔哈哈一笑:“按规定办，该坐就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健身嘛!习惯了，改不掉。”

  李宏塔说的是实线年代初，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部长是傅作义)。

  当时的都在学校寄宿，但李家因人口多，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为了减轻负担，李宏塔都是从家里挤公共汽车上学。

  李宏塔在北京上学是骑自行车，1961年随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父亲到上海上学也是骑自行车。

  后来当兵了，有三年时间不大骑自行车。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以及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至今，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怎么能不成习惯?

  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满脸无奈地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

  有谁相信，一个厅级干部现在住的宿舍只有55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什么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

  最时髦的就是一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

  无论凭哪一条，他都是有充分理由和有利条件分到一套房的，至少可以调一套面积大一点的。

  有的三代挤在一起，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有的身体不好或快退休了……比了又比，想了又想，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

  1998年，是最后一次福利房分配。正好这年也赶上他“磨正”，谁都认为李宏塔会“当仁不让”。点这里就可以看：是谁封杀了《毛选第五卷》？看完你就明白了。

  李宏塔住不讲究，吃、穿也同样不讲究，他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上歌厅、洗脚房。

  作为厅长的李宏塔，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为创建北京小组，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

  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经常是一块大饼、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衣服也近乎寒酸。

  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

  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他说：“我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而且多次谢绝装修。

  家里经济负担不重，银行存款该不少吧!可据知情人透露，他没什么存款。 李宏塔的钱都到哪去了?

  还有，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

  李宏塔可完全不从自己的衣袋里掏10块8块，但办起手续来太费事，他就自己掏了。

  别看数目小，要知道他是民政厅厅长，遇到这一种情况不是偶尔一次两次，10块8块一次一多，数目就不小了。

  李宏塔心中装着这样一本帐:全省有170万优抚对象，有64万退役士兵，有3400名军队离退休干部，有6031名红军失散人员，有48000名农村五保户，有5000多城市“三无”对象，有“低保”户90万，有残疾人500万，有流浪乞讨救助对象15000多人……

  可以说，这些数字涵盖了几乎全省所有，这也就是民政工作难做的所在。

  工作千头万绪，任务艰巨复杂。干好了，看不到摸不着;干错了，人命关天。 而李宏塔看上的偏偏就是这个。

  然而，民政工作毕竟太难了。特别是安徽这一个地区，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洪涝、干旱灾害年年都发生。灾大，救灾任务就大。

  7月3日凌晨1时，蒙洼蓄洪区王家坝水位达到29.39米，根据国家防总命令，开闸蓄洪。

  李宏塔厅长飞往北京到民政部报告救灾方案。紧接着往回赶，20:40分下了飞机连家也没回，到办公室吃了一碗方便面便冒雨奔赴重灾区阜南县蒙洼蓄洪区指挥转移灾民。

  无需一天天摘抄下去了，总之，从记录上看，到7月22日这天为止，李宏塔没有一天停过脚步，没有一夜睡过觉。

  就说2003年7月22日这天，20多天跑下来宏塔确实累得不行了，随便往哪一坐就打起呼来。驾驶员陈荣友看了心疼，劝他到车上睡一会。

  于是，他们在午饭时间赶到颍上县王岗镇金岗村，李宏塔走进一个庵棚，看到一个老大娘正在做饭，他走过去揭开锅盖，一股热气夹带着霉味扑面而来。

  他拿起筷子从锅里夹起几颗米粒放进嘴里，嚼了嚼，品了品味儿，又从锅里夹了几颗米让身边救灾办主任薛昆明尝，薛昆明尝过后肯定地说:“霉了，米霉了。”

  李宏塔从米袋里抓起一把米走到门口阳光下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叫老大娘用塑料袋装了大约半斤，接过来放进公文包里。

  安徽是当年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重点省份，但是对于农村形成的方案，却让五保户没有一点操作的余地。

  安庆市郊区宣店村有位双目失明的五保户,每年由群众筹助的粮食柴草仅价值350元,不及当地农民人均收入1748元的五分之一。

  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就要定盘子,一旦形成既成事实,再想改就难了,情急之下,李宏塔找到了时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许仲林。

  许仲林耐心地听完了李宏塔的汇报,被其热心深深感动,叫李宏塔立即写一份书面报告,赶在开会定盘子之前交到他手里。

  在《请示》中,李宏塔通过大量的实例,郑重地提出:“如此下去,五保户非常有可能出现生活无着,要饭和大批现象。万一出现非正常死亡,应该追查谁的责任?”

  程昌富处长来到省政府办公厅,接待的人立刻把脸拉长了,他问程昌富懂不懂公文呈报规定?说早有规定,要以单位、部门、组织名义呈报,不准以个人名义呈报。

  程昌富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李宏塔以个人名义呈送给省长的公文犯了忌,忙解释是省长要的急件。

  许仲林省长看了李宏塔的请示后极为重视,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对农村五保户每人补助400元。

  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也对安徽的做法签发意见,民政部将安徽的经验批转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2003年7月23日,李宏塔带着民政厅有关部门人员来到颍上县建颍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岗村察看灾情。

  李宏塔叫随行人员用温度计来测试,草搭的庵棚里是45℃,帐蓬里是50℃,用蛇皮袋搭的庵棚里,温度竟高达55℃。里面待不住,一些灾民宁可露天睡在淮河大坝上。

  在路边小饭店吃饭,对李宏塔来说,那真叫家常便饭,两个馒头,一碗手擀面条,炒两盘素菜,有营养,还省钱,一天的出差费足够了。

  最大的好处是节约时间,哪象在城里人家请吃饭,一顿饭至少一个小时,如果喝酒,两个小时都打不住,浪费也大,讲是“四菜一汤”,端上来的却是“四盆一缸”,哪里吃得完,一大半都倒掉了,李宏塔看了心疼,也不习惯。

  没想到这天被店老板认出来了,一个电话打到县里,县长、民政局长很快赶来了,“有失远迎”、“招待不周”之类的话不绝于耳。(后来才知道,店老板退休前就在县民政局工作。)

  李宏塔对县长说,本来是要到县里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的,既然现在见到了县长,就把来意讲明。

  灾民们在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也赞扬着、传颂着李宏塔微服私访的动人故事。

  不管怎么说,李宏塔“微服私访”的故事还是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不光是因为确有其事,还由于出自对李宏塔家风的称赞。

  从李宏塔开始，李大钊的这一支留在了安徽合肥，而三代留在安徽的名声，更是让人仰慕。